清议对于统治者来讲，可以用一句武侠风的话来概括：剑本无所谓正邪，执剑的人才分善恶。清谈的人里面有很多山涛、嵇绍、王导和谢安这样的国之股肱，也有像王衍、殷浩和大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权贵子弟。但他们偏爱空泛的行政改革，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本身多是词垣台谏、翰林之流，长于奏疏，短于治民、治军，缺乏实际的治国才能，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战经验，也无真知灼见。

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清议’多是持反感态度，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仅赵昺知道的就有东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在位时，权臣朱温有一次下令大开杀戒，杀了大批当朝的“衣冠清流”名士，将他们的尸首扔进浑浊的黄河；明代甚至动用锦衣卫对付清流们，常常施以廷杖、酷刑；彪悍的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不买传统的账，把清流文人狠狠杀了一批。

赵昺在退居观中也曾想过为何会出现如此问题，以为琼州毕竟是个弹丸之地，自己可以轻易的了解局势的变化，从而及时处置。且在国难当头之时，仍然能够追随行朝的人多数还是心怀忠义，以忠君为国为己任的。而江南沦陷后，诸多的士人或者当了带路党，或是被征辟仕元，或者退隐乡野，人员构成复杂。

不过这套在琼州行之有效的方法，待赵昺进入中原后却不大灵光了，给了自己一个狠狠的下马威，他们因为对自己‘滥杀’士人深表不满，联络朝中一些权臣发难联名上书质疑自己正统的身份，要将他赶下台去。使得自己不得不暂且退居幕后，由太后监国，很是吃了瘪。

还有基于商业经济的经济权力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原则，钱的作用显然也是不容忽视的。朝廷依靠传统的田赋已经难以支付财政开支，维持国家的运转，更没有办法通过赈济灾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来收买人心，这对士人为主体的官僚系统冲击力不小。而有钱的赵昺却能通过赏赐的方式做到，且通过向朝廷借贷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赵昺控制了国家财政，现代说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基础，但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其实对士人的影响并不大。可随着他大力发展工商业，许多失地的农民走进工坊，或是从商，使得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重农轻工商的传统冲突不断。而在冲突中，用脚丫子想这些人也会转而支持政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从中获得了利益，士人们却阻碍了他们发财。

另外赵昺通过改革进谕司办报纸，与清流们抢占舆论高地，将热点问题拿到明面上进行辩论，使得他们无法通过私下传播影响民间的舆论风向。同时在通过暴力手段进行打压，使得他们的声音日衰，难以左右国家政策的推行。

与此同时，赵昺也培养了一批班底，将过去出身不高，名不见经传的蔡乔、蔡若水、林之武、庄氏兄弟安置到重要岗位，又通过重用吏员解决了基层问题；再举行科举选拔了一批士子，并进行再教育，使得他们能够接受自己的理念，成为他的拥趸者。然后逐步替换掉那些与自己貌合心离，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尸位素餐的官员，使官员体系中的反对声音式微。

其次赵昺任用了一批志同道合，忠于自己的文臣，从而使自己可以掌控朝政，做到政令通达，决策得以实施。其中既有应节严、江璆和邓光荐这几位师傅的鼎力支持，也有像文天祥和陆秀夫、刘黻、陈仲微、陈则翁等这样的心怀天下，誓死捍卫君王的先朝臣僚。还有不忘旧国，心向朝廷的谢枋得、谢翱、刘辰翁、胡三省、邓文原这些在野清流的归附。

赵昺想着自己这些年来之所以能在数次弹劾风波中立于不败之地，既有有意的谋划布置，也有无意间的巧合从而得以挫败了数次针对自己的阴谋。当然牢牢的控制了军权是最为主要的，这使得他在争斗中首先立于了不败之地，毕竟有着‘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说法，只靠嘴是说不死人，也不能从宝座上将他掀下去。

朱元璋立国初期杀的士人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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