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由南朝梁·沈约（441~513 年）等著。沈约学术渊博在齐武帝永明五年（487 年）奉诏撰《宋书》，写成本纪10 篇、列传60 篇、志30 篇，共100 篇。所书内容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下迄宋顺帝升明三年（479 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 年的史事。因为这个时代战乱不断，因此毛泽东读《宋书》，偏重于对战争的评注。
刘裕不在意王镇恶贪财
【品读原文】使贪。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 页。
【品读精华解析】东晋义熙十二年（416 年），刘裕统率大军北伐中原、西向关中。诸路大军中，以王镇恶、檀道济二将所部担任主攻任务。王镇恶领兵破关中，占长安，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致刘裕进入长安后对王镇恶激动地说：“成吾霸业者卿也！”
王镇恶为刘裕创业建立了殊勋，但此人爱财性贪，让士兵抄掠抢动，据为己有，已成习惯。这在他的传（《宋书》卷四十五《南中》卷十六均有其传）里，有突出的反映。他占领长安后，大肆收敛珍宝，不可胜计。刘裕知道后，“以其功大不问”。毛泽东读到《南史》本传的这段记载旁批曰：“使贪。”
就是说，刘裕实际上助长了王镇恶贪婪的恶习和抢劫的劣迹。手下爱将只要没有野心，不贪权柄，那么历代志在改朝换代的枭雄人物都不在意部将贪财聚敛的行为，甚至还鼓励他们这样做。刘裕也是如此。比如本传接着记了王镇恶私藏后秦主姚泓所用的“伪辇”（辇，音ni伲n 碾，特指帝王、皇后坐的车），有人向刘裕汇报说王镇恶“有异志”，就引起了刘裕的警觉，派人一调查，原来王镇恶只是将装饰车辇的金银剔取下来，而把这件权力象征物弃置墙角，刘裕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心里才踏实下来。
关于王镇恶其人，据本传介绍，他是辅佐前秦苻坚的王猛之孙。淝水之战后，逃至东晋荆州境内，后为刘裕起用，成为重要将领。义熙十四年（418 年），刘裕得知留守建康朝廷的心腹刘穆之突然死亡，害怕局势有变，赶紧离开长安东返。刘裕将镇守关中的重任交给了王镇恶。刘裕一走，留守关中的一班人暗中勾结，想把王镇恶除掉，就借口说王镇恶要造反，设计逮捕并杀害了这员虎将，致使关中大乱，得而复失。刘裕在返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听到这一消息，虽知这是留守的一帮人“奄害忠勋”，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他急着要回建康，也顾不得太多了。
王镇恶被害时46 岁（373耀418 年）。淝水之战那一年（383 年），他才11 岁。
檀道济因功高位重遭杀身
【品读原文】此时檀道济尚未死。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 页【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读《宋书》卷五十一的《宗室传·刘道怜传》时，看到其中引录了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九年（432 年） 颁发的诏文内容是：表彰刘宋王朝建立前后有大功的宗室亲王和文臣武将，包括已经去世的（刘道怜、刘道规、刘穆之、王镇恶） 和尚在人世的（王弘、檀道济）共计6 人说明要在朝廷给他们树碑勒功，并让他们享受配祭庙庭的破格礼遇。在世二人中，王弘是文臣，檀道济是武将，头衔有一大串：“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侯”。毛泽东就在此处旁批：“此时檀道济尚未死。”檀道济当时在江州刺史任上，坐镇浔阳（今江西九江市）。他是在元嘉十三年（436 年） 被宋文帝猜疑受诛的。
宋文帝为什么要杀害檀道济呢？原因是：宋文帝长期害病，这一年病情加重，生命随时有危险，他害怕自己死后，檀道济功高位重，又手握兵权篡敢帝位。
檀道济的生平事迹，在《宋书》卷四十三的本传里有详载。他是在宋武帝刘裕发迹之初，就追随刘裕南征北战的军人。作为故旧，檀道济是刘裕手下的一员爱将，打仗英勇顽强。东晋义熙十二、十三年两年（416、417 年），刘裕北伐，先遣攻坚中，派的就是檀道济；攻占洛阳，靠的是檀道济；进兵关中，争夺潼关，也有檀道济的一份功劳。刘裕此次北伐，是为最终代晋立宋铺平道路的，成败关系重大。檀道济是刘裕创业的功臣，宋初就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
刘裕死后，北魏发兵南下，夺得黄河以南大片土地，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洛阳、许昌、汝阳相继失守，刘宋王朝的北部边境眼看就要退缩到淮河一线。宋文帝上台以后，一直筹划北伐，以恢复黄河以南的失地。元嘉七年（430 年），宋军主力北伐中原，结果大败而还，损失惨重。宋文帝只好诏令檀道济都督各路征讨军事，率领众军北上，收拾残局。八年（431 年）初，檀道济所部转战于今河南、山东二省境内，20多天里，与北魏守军、援军交战，“三十余战多捷”，宋军一直挺进至历城（今济南市）。由于军粮供给相当困难，无法继续坚守下去，宋军必须尽快后撤。魏军也获悉檀道济所部正在挨饿，准备在宋军后撤时围歼这股饥肠辘辘的部队。檀道济在险境中干了两件名扬后世的漂亮事。
一件叫“唱筹量沙”。是说宋军军粮告竭，“土卒忧惧，莫有斗志”，魏军获得情报后，调集兵力，决定围歼。面对险情，檀道济子夜晚将沙子堆起来，上面撤上剩余的粮食，迷惑了魏军，魏军误以为宋军“资粮有余”，原先得到的情报是假情报，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不敢贸然出击。
另一件是整装后撤。魏军四面云集，宋军兵少不说，又疲弱又恐惧，后撤时很容易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为魏军所乘，导致全军覆没的下场。檀道济当时下令军士全副武装，自己身着白色统帅服，坐着乘舆，不慌不忙地撤离魏军的包围圈，魏军害怕有埋伏，眼睁睁看着宋军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而不敢逼近。
檀道济这次打了胜仗，又全军而返，一下子威名大振。刘宋朝廷表彰他，北魏方面的将士害怕他。刘宋的军事从此由檀道济主持，他仍旧坐镇江州。
宋文帝连年生病，久病不愈，害怕自己一旦离开人世，檀道济将无人能够驾驭，怀疑他会谋取社稷，朝中的一些大臣也在串通起来，向病中的宋文帝进言：应从江州召回檀道济，趁早除掉这位手握兵权的司空大员。于是，檀道济被急召回朝，并立即收杀。檀道济临死前义愤地留了一句话：“乃坏汝万里长城。”他死后，魏军高兴地说：“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从此以后，魏军频频南下侵扰，声言要“饮马长江”，气焰十分嚣张。
毛泽东读史，对檀道济于元嘉九年尚在人世，而且功名显赫一事，似乎淡淡批了一语，没有更多的文字，但联系檀道济的军事才能及其功勋，说明这个历史人物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所以顺便予以点出。
谢灵运最终矛盾达到顶点造反
【品读原文】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耀2 页【品读精华解析】在中国文学史上，说到南朝文学，谢灵运（385—433 年） 这个人的名声很大。因为他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之祖，他的创作以山水诗为主，而且这类诗作的美学价值很高，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其中有一首《登池上楼》诗，名气更大。这首诗里又有两句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描写初春生机盎然的景象，确实有声有色，给人以动感，让人去想象，很有味道。所以，这两句诗成了名句，整首诗成了名篇，一直传诵不衰其实，这首诗的主旨是发牢骚的，景物描写只是为了衬托一肚子的不满情绪的。
《登池上楼》一诗，常常在后代人编辑的诗文选本中出现。清代沈德潜编过一部《古诗源》，其中就收入谢灵运这首名作。毛泽东翻阅《古诗源》时，特意就这首诗加了一段较长的批语：“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毛泽东为什么说这首诗具体反映出谢灵运一生矛盾的特点呢？
谢灵运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淝水之战中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东晋社会实行门阀制度，依靠的是门阀士族。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家族只要有地位、有背景，那么这个家族中的成员就享有特权，子弟就能够凭借父祖辈的名声，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生在豪门贵族的人，即便毫无才能，甚至是白痴，也会有大官可做。这是个大讲出身、特重家族家庭地位的畸形时代。而在东晋门阀制度下，江南社会最大的家族是原先北方的琅琊（今山东临沂一带）王姓和阳夏（今河南太康一带）谢姓这两大姓，王、谢两家始终占据着东晋政权里的重要位置。
到了东晋中后期，谢姓家族成员显得更有地位，在朝廷中做大官的人物更多。谢灵运出生时，正值谢氏家族最显赫的时期。如果东晋朝廷还继续朝气蓬勃的话，可以想见，谢灵运一辈子将能够凭着家族的地位，顺顺当当地做大官，享清福。可是，等到他开始步入仕途的那一年，即义熙元年（405年） 他21 岁之时，偏偏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东晋王室衰弱无力，刘裕的地位扶摇直上。随着形势的变化，江南两大豪门也发生了分化：王姓大族拥护刘裕，谢姓大族反对刘裕。谢灵运作为谢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当然瞧不起刘裕的崛起。他心里压根儿就不乐意这种社会变革。
刘裕出身于贫苦家庭，少时微贱，毫无社会地位。他后来依靠建立军功，逐渐成为东晋后期最具实力的人物，朝廷的事要他说了算。420 年，刘裕最终代晋立宋，建立了新王朝。东晋后期以至入宋以后，刘裕将门阀制度打破了，门阀统治也就结束了。原先靠家族地位居尊处优的特权，自然随之也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这一变革更加使得像谢灵运这样的贵族子弟产生极端的抵触情绪，内心里感到别扭，行动上显出对着干的劲道。因此，谢灵运步入仕途以后，一方面不满社会，不满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又自以为了不起，想做大官。
谢灵运的传记在《宋书》卷六十七。本传记载说，入宋以后，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后来干脆放荡任性，“多愆礼度”，即蔑视法度，表现出一种狂傲骄纵的公子哥儿派头。422 年，宋武帝刘裕死后，朝中掌实权的人物是傅亮、徐羡之。谢灵运跳出来攻击这两位权贵，结果被贬放到东南偏僻的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去做太守。他上任后，不理政事，整天游山玩水。混了一年后，他干脆以病为由，辞官北上，回到谢氏家族祖居的始宁（今浙江绍兴市以东的上虞县）大庄园，过起悠哉游哉的阔少爷生活来了。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 年） 初，宋文帝杀了博亮、徐羡之，想起了谢灵运，三番五次召他回京。谢灵运应命回京以后，仍没有得到重用，不过担任文学侍从的角色，离他的期望值还很远，于是他照样闲游，连上朝也不当一回事对待。结果，他又回到始宁，四处招摇，为地方官举奏。
宋文帝将他调至临川（今江西临川市）担任内史，负责郡国事宜。这次调动仍无法改变他的习性，表现跟过去一样，又被人举奏。当朝廷派人收拿他的时候，他“兴兵叛逸，遂有逆志”。宋文帝爱惜他的才气，免他一死将他流放到广州。谢灵运暗中购置武器，又被发现，最后以谋逆罪被朝廷下旨就地正法，时在元嘉十年（433 年）。
《登池上楼》一诗，是谢灵运在担任永嘉太守时写的。这是他入仕以后第一次受挫折时写的作品，其中当然有不满的情绪。从此以后，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多年里，始终空怀大志，又抱着对现政权不屑置理的傲慢态度，任性而为，狂放不羁，直至铤而走险，举旗造反。
毛泽东在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旁所加批语，正是结合谢灵运后半生的心态和行为来评论的。
《登池上楼》是一首五言诗，共22 句。毛泽东特别引用的“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这两句，是其中的第五、六两句。意思是说：自己进取功名，徒有其志，才智不足；退隐躬耕，虽有其心，无法胜任。也就是说，进退都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这是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如果再往明白里说，则是这样的表白：想做官而且想做大官，就是做不大；无可奈何归隐田园吧既不情愿，也不心甘。很显然，他因此不知如何是好，内心苦闷不堪。左也不是，右也不行。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两句诗正可“见矛盾所在”：前一句是说“想做大官而不能”，后一句是讲“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林下封君”，指谢灵运袭封其祖谢玄的康乐公之爵，却离开京城权力中心，闲居田园即“林下”之地）。这首诗“通篇矛盾”，而且他“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毛泽东接着引用了谢灵运在广州兴兵作乱时写的一首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这首诗在他的传记里有载录，而在《古诗源》里并未收入，可见毛泽东是读过谢灵运的史传的，对他的一生是很熟悉的。这四句诗是说：战国后期，韩国的世家子弟张良（字子房），因为秦国灭了韩国，就奋起去刺杀秦始皇；齐国的隐士鲁仲连（也简称鲁连） 在游历赵国期间，正值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危急时期，魏国的使者前来游说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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