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帝的话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不可违背的。正因为君臣间达成了道理最大的‘共识’，所以他们不认为臣要绝对服从于君。
开国之初，太祖意识到条贯乃是预防后世君主肆意妄为的“妙法”，因而大力制定了诸多规矩。赵昺以为从源头来看，这些制度确实起到了防止后代出现败家子丢掉江上的作用，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限制了有为君主进取的渠道，把儿孙们都装在了自己设定的套子中，想动动都难以做到。前时自己因为装修房子受到弹劾，那些人便是依据太祖制定的条贯，好在他一手以武力相胁，一手胡搅蛮缠算是度过了此劫，可以后呢？
另外赵昺觉得太祖算得上是个明君，但是单纯的对于自己的子孙有点关心太过，总担心他们难以保住自己打下的江山，因而给后代们立下诸多的规矩，想借助士人的力量来协助他维护赵家统治。如果将誓约只是视作宋朝的特别约法，此外还有一系列日常制度与程序要求君主遵循，在宋代，这叫做“条贯”。
赵昺发现此又与太祖誓约联系到了一起，可能有人以为即便真有“誓约”，也意义不大，不过是一份秘密的遗诏而已。但更准确地说，这其实是宋皇室与上天之间的立约，赵宋的君主如果违背“誓约”，则“天必殛之”。在天受到人间敬畏的时代，这样的“誓约”具有比一般的遗诏更大的约束力，如此也让士大夫们平白得了一道免死金牌，让他们可以‘恣意’制约皇权。
不过当下赵昺还是天道的受益者，他成功的利用此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让人相信自己与上天有沟通的能力，所行之事皆是受上天指引。而他知道事情往往是胜也萧何败也萧和，若是自己就此废后，当下不论是出现什么天文异相，还是大灾小情，都会将此归咎于自己逆天而行，从而遭受天谴。
“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结果大家都看到了，王安石被贬嫡，神宗暂罢新法，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天命”的敬畏，一场足以改变历史的革新就此被虚无的上天所改变了。显然君主敬天，所以不敢一意孤行，使天作为节制人间君权的神秘力量，在宋代政治运行过程中的作用显然是不可忽视的。
熙宁年间，王安石为说服宋神宗压制异论，厉行新法，则放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其实就是蛊惑皇帝摆脱天、祖宗成法与舆论的三重束缚。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皇权专制主义的生成。也因此，当宰相富弼听闻王安石向神宗说“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的时候，就坐不住了，上书称：
赵昺实在无法想象古人对于“天”的敬畏感是如何的强烈，但在秦后各个王朝，天命、天道确实对人间的君权产生了约束。古代的君主们都坚信不疑的相信上天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并通过灾异向失德的统治者提出警告。当然君王们也成功的借助君权天授和上天之子的名义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在这种心理下敢于挑战‘天’的权威的人少有好下场的。
首先对于皇权造成约束的东西在现代人看来是极为可笑的，那就是虚无的‘天’。在秦始皇建立帝制之后，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汉代时董仲舒提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理论，在皇权之上设置了一个更高位阶的“天道”，从而将绝对皇权改造成相对皇权。
从中可以发现宋代没有很好地解决权相专政的问题，但君权则是受到了有效限制。而赵昺通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发现自己的列祖列宗之所以和自己一样不能‘快意行事’，并非只是惧于祖宗家法，而是士大夫阶层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手段完成了对皇帝的围堵，在权力的运用间筑起了一道无形的栅篱，使得大宋的皇帝们难以独断朝纲，赏戮随心。
赵昺仔细考究过宋朝历代君主所受到的种种约束，其完备性可谓为历代所不及，其中既有其他王朝共有的，也有其他王朝所无的。两宋三百余年，从未诞生过一个独裁的君主，倒是著名的权相出现了一大串，能列出一个长名单：丁谓、王安石、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等等。
随着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赵昺也开始利用学到的东西重新解读这个世界，并从中寻求破绽，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他有时会想，若是自己的几位师傅和那些开讲的名儒发现自己存着这种心思来听他们叨叨，会不会被气死，而这也是赵昺突然转了性子开始主动学习经史的原因，毕竟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不过赵昺行事一向谨慎，在朝堂上避免说过头话，而重要的话都是在私下中议论的，且往往以涉及机密为名将所有闲杂人等皆拒之门外，史官能咋记，留给后人的不过是一本糊涂账。再说记下又能怎样，自己不过是大宋朝的过客，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当了皇帝不过是偶然，还在乎后人怎么评说！
如今让赵昺清楚现在的局势，若是自己一意孤行强行铲除吴家，废黜了皇后，定然会遭到士大夫集团的反扑，这会使本就不稳的朝局更加混乱，进而有亡国之危。吴家也清楚赵昺面临的尴尬局面，算定他会在己方让步后作出妥协，可让他气闷的明知如此也不能不退让一步，但是将气撒到一个女人身上，他还是觉得自己太LOW了…… script LdgRead();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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