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最后要看的一部书，就是《南史》，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部书。《南史》虽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却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做到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南史》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读《南史》时留下很多圈画和批注。既有对一些古代将领才华的欣赏，也有对政治人物的反思。

孔琇之看问题有失偏颇

【品读原文】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1耀193页。

【品读精华解析】孔琇之（？~494 年）被称为南朝齐代“良吏”。他的传记在《南齐书》卷五十三的《良吏传》、《南史》卷二十七里，各有专传或附传。毛泽东读的是附传。

附传讲，孔琇之“有吏能”。举例说，他在齐代担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县令期间，有一个10 岁的小孩偷割了邻家的一小捆稻子，他发现后，坚持要将这个孩子抓起来治罪。有人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就向孔琇之提了不同意见。孔诱之回答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坚持要对这个小孩治罪。附传接着交代说“县中皆震肃”，而孔琇之因此升了官。毛泽东对孔琇之的治罪理由，颇有感慨，旁批了一段话：“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这几句话的重点，是由孔琇之看问题的角度，联系到时至今日仍然沿袭而用的处理类似问题的传统立场。例如：罚一人而治众，小过重罚以警告众人。就孔琇之声称而言，跟我们常听到的“从小看大，三岁看老”的俗谚，是一个意思。这样看问题，是形而上学；这样看一个人，是片面、静止的观点。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用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们的错误，因此对孔琇之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以及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极为不满，用红铅笔在这一段上画了一条耝重的着重线，提出了异议。

齐末萧衍起兵夺权

【品读原文】还是来年二月。

打援。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4耀185 页【品读精华解析】479 年，宋末权臣萧道成代宋自立，建立了萧齐政权。南朝四个政权（宋、齐、梁、陈） 里，齐代最短，只存在了24 年（479耀502 年），就被萧梁政权取而代之。

502 年，萧衍推翻齐政权，建立了梁政权。萧衍这个人，就是鼎鼎有名的梁武帝。论关系，建齐的萧道成与建梁的萧衍之间，同祖同宗，都是西晋末年动乱中自兰陵（今山东兰陵县）南下避难而侨居于武进（今江苏丹阳市东）的同一萧氏的后代；到萧道成这一辈，两门萧氏已出“五服”，同宗而不同族了；萧道成比萧衍大一辈，是宗伯与宗侄的关系，虽然生分了毕竟有同姓血亲这一特殊背景，因此萧衍兄弟们在齐入仕居官，都受到格外照顾。

到了齐末，萧宝卷（萧道成的从孙）当了皇帝（即东昏侯）以后，骄奢淫逸，滥杀功臣。当此之时，朝臣中有密谋废黜这位昏主的计划，方镇大员一次接一次举兵向阙，想用军事手段推翻他。然而，除了萧卫起义获得成功外，其他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萧宝卷即位（498 年）之前，萧衍已出任雍州刺史。萧衍一到雍州，就开始秘密准备造反。永元二年（500 年） 冬十月间，东昏侯杀害了萧衍的长兄、朝中担任尚书令的萧懿，并派出专使前往雍州收杀萧衍，没有得逞。继而调遣一支3000 人的羽林军出发征讨，由刘山阳这位有作战经验的将领统率征讨军溯江西上，预定先至荆州，然后会同荆州兵一起北上，以彻底击溃萧衍拥兵反抗的企图。萧衍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派人赶往荆州游说，并玩弄种种花招，诱使荆州方面怀疑刘山阳所率官军西上的真实意图，以最终实现荆州与雍州联合，共同起义。

毛泽东阅读《南史》卷六《梁本纪上》有关萧衍于雍州起义前后的记载时，有两处批语。

第一处批语是就起义时间说的。当荆州方面决定与雍州方面联合之后，刘山阳所部才慢腾腾地进入江陵，他来迟了一步。荆州方面将刘山阳收杀，驰使往襄阳，时在本年十一月十八日。荆州派来的特使就两个问题提出建议：一是要以荆州为中心（即在起义的同时，宣布东昏侯之弟、时任荆州刺史的萧宝融于江陵另立朝廷），二是发兵东下的时间“当须来年二月”。对于这两项建议，雍州方面的将领们计较的是前者，而萧衍在意的是后者。他一方面劝说部下不要在“尊号之议”上纠缠，关键在日后的功业成败；另一方面向荆州方面强调：“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

主张尽快联兵东下。

《南史》随后记载是：“（永元）三年二月……戊申，帝（萧衍）发襄阳。”毛泽东读至此，十分敏感地加了一个旁批：“还是来年二月。”意思是说，萧衍坚持提前发兵的主张，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贯彻，还是拖延到荆州一开始提出的“来年二月”才行动的。

其实，《南史》此处记载是不准确的。永元三年（501 年）二月里没有“戊申”这个日子。“戊申”日在正月，具体是正月十三日。这一天，萧衍亲率雍州兵由襄阳出发南下，屯兵于汉水中下游的竟陵（今湖北钟祥县） 境内，不进入长江水域，以等待或逼迫荆州兵东下。荆州兵迟至二月下旬才从江陵动身。这中间牵涉到荆、雍两州之间一些微妙的关系，不能细说。就萧衍来讲，他宣布起义后又过了50 多天，才从襄阳发兵：中途于竟陵屯留一个多月，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开入长江水域作战，已是二月底三月初的事了。

因此，毛泽东发现发兵时间不是像当初萧衍期盼的那样，而是推迟了。这说明，荆州方面没有把萧衍的建议当回事，萧衍当时还受制于荆州。

第二处批语是就围攻郢城、鲁城（今武汉市隔江的蛇山、龟山分筑）期间分兵堵击西上增援官军而言的。荆、雍联军围攻忠于建康朝廷的郢城守军，屡攻不下，相持日久。萧卫本人停驻杨口（今湖北潜江县北、汉水之滨） 不进，就是要拿捏荆州，不给他授予总统众军、便宜行事的名号和权限，他就决不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因为没有萧衍指挥，郢城攻不下，东进就得中止，后果不堪设想。江陵另立的小朝廷只得赶紧给萧衍授号授权，萧衍方才于四月间抵达郢城战线。此时，郢城守军死守不降，而建康派出的官军正在昼夜兼程西上。联军众将领亟主猛攻郢城，萧衍提出围而不攻、分兵击溃西上官军的方略。于是，萧衍指派他手下亲信大将王茂率兵“潜师袭加湖”，于今武汉市东北谌家矶一带摆开阵势。毛泽东在这里特旁批二字“打援。”

结果，官军增援部队在这里被打得落荒而逃，“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坚守200多日后，只得投降。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只有夺得郢城，联军才能长驱而下；只有先“打援”，郢城守军才会乖乖缴械。萧衍的决策是很正确的。

“守大岘”并不能彻底扭转局面

【品读原文】守大岘亦无用。

———引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3 页【品读精华解析】公元409 年，南燕主慕容超先后两次派兵南下，在淮北地区抓人抢物掳民。为此，刘裕上表朝廷，要求领兵北伐南燕。同年夏天，朝廷准奏，刘裕统军北上，去捣南燕军事要塞地———大岘（今山东省沂县北部）。在此紧要关头，南燕的大将公孙五楼深思熟虑之后，对南燕主献上了自己的三条应对之策。公孙五楼分析，刘裕的军队轻装北上，意在闪电之击，妄图速战速决，锋芒正旺锐气正盛，南燕之军不应同刘裕之军以强对强，实用的办活是先守住大岘，以逸待劳，用持久战的办法拖垮刘裕之军。

于是，公孙五楼建议，上策就是派出一部军队绕道南下，切断刘裕之军的给养线，南北夹攻，刘裕之军必败无疑。中策是坚壁清野，烧毁庄稼，令刘裕之军无法就地补充给养，又求战不得，时间一久自会不攻自退。下策自然就是放刘裕之军入岘，与其正面作战。然而，刚愎自用的南燕主慕容超根本不把公孙五楼的意见放在眼里，自认为兵多粮足江山稳固，就算刘裕之军过了大岘，一旦作战，刘裕之军也不是他“铁骑万群”的对手。

慕容超这一轻敌，使得刘裕之军长驱直入，跨越大岘军事要塞就同“演戏”一般顺畅。跨过大岘之后的刘裕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狂笑之后手指苍天喊道：“我们的大功告成了！”

不守大岘的失策，导致了南燕主慕容超迅速败北，逃回都域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企望投降刘裕，未得应允，终落得身亡国败的下场。

“守大岘亦无用”是毛泽东读罢《南史》卷一《宋高祖本纪》时写下的评语。在毛泽东看来，“守大岘”只是一时的战术问题。就算南燕主慕容超听了公孙五楼的计策，守了大岘，充其量只能延长一下灭亡的时间，不会影响到战争的最终结局。

毛泽东从一介书生到军事思想家和军事指挥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和了解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写就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篇章，无不体现着毛泽东之于战争理解和领悟的过入之处。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论述，关于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的论述等等，都十分精确地揭示和破译了战争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写下“守大岘亦无用”的批语，并不是激情冲动，而是冷静思考之后才下的一字千金的断语———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是熟知并认定这样的道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慕容超对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十分残暴，政治上腐败不堪，人民怨声载道，这就是失了民心而不是“得民心”。广大人民虽身在北方，心却早以向往南方的汉族政权，特别是那些被慕荣超从南方掳掠到北方来的人民，更是日夜思归。

再加上慕容超刚愎狂傲、夜郎自大、目光短浅、专横拨扈，战略上轻敌、战术上失误，其败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刘裕治军严谨，纪律严明，每到一地都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刘裕还能采纳听取部下的正确意见，故军队官兵之间团结互尊，战斗力强，再加之人民的有力支持，取胜是必然的。

刘义隆与赵匡胤有同样的弊法

【品读原文】赵宋祖此弊法。

——引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第183 页【品读精华解析】刘义隆即位，通过一系列的施政手段，使当时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一度出现了“元嘉小康”的繁荣昌盛局面。由是，史学家司马光称赞刘义隆为“承平之良主”。然而，在元嘉末年，刘义隆发动了两次北伐战争，可谓趁兴而去，大败而归。这两次北伐，损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故刘宋王朝（历史上把刘裕建立的宋朝称为刘宋，而把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称为赵宋）从此开始走向了衰败之路。

刘义隆登基之后，企望大权独揽。公元426 年正月，王华等人向刘义隆献计，谋杀重权在握的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刘义隆依计行之，因而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军队将帅的任命、作战的策略和部署也由他一人做主。两军交战之时，将帅任凭他的圣旨行事，没有一点灵活机动的指挥权。

刘义隆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在读罢《南史》卷二《宋太祖本纪》之后自然联系到赵宋。

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时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他深知兵权的重要。公元961 年7 月9 日夜，赵匡胤施展“杯酒释兵权”的招术，将旧友也是当朝重臣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官罢掉，收兵权为已有。“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又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将全国各地的财权、政权、军权收归中央，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军队；京城的军队总数同外地的军队总数保持均衡，使之相互牵制；兵与将分离，有紧急军情，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军情解除后，兵归戍守之地，将归原来之位；这一招，使得将领无法同士兵们“交心”，在军营中建立了个人威信，从而也就无法率兵同朝廷对抗。赵匡胤通过这些措施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刘义隆和赵匡胤在这一点上的不谋而合，在独立统一的王朝的内部也许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一遇到外敌入侵，这种高度集权制的缺点就会暴露无遗。

刘裕两次北伐，大胜而返，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拥有一支效忠于他的部队。而刘义隆两次北伐两次落败，应该说同他手下的军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关系重大。试想，将兵之间不能沟通的军队要是能打胜仗，那恐怕就是属于“怪事精选”之列了。

毛泽东作为军事思想家和军事指挥家，十分注意研究和创造战役、战争的指挥艺术。红军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抢渡大汲河，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无不体现着毛泽东之于战役、战争上卓越的指挥艺术。毛泽东在读罢《南史》卷二（宋太祖本纪），得知刘义隆的“遥制兵略”

同赵匡胤相互辉映，且弊大于利时，毫不客气地提笔批注了“赵宋祖此弊法”几个力透纸背的文字，由此批注，我们自然会联想得到，赵宋祖此法有弊，与他同出一辙的刘义隆自然也是“刘宋祖此弊法”了。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高度集中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自觉能力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也就是讲战场远在千里，战情复杂多变，一线的指挥官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进行战斗指挥，从而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刘义隆和赵匡胤总揽兵权于一身的做法，正是有违两军交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至理古训，因而是“弊法”。不过，在我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却有人抱着这个“弊法”不放，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的大失败，败到台湾之后，大概也没能醒悟“总揽兵权于一身”竟是一“弊法”吧。

袁顗未能一战而败

【品读原文】袁顗无能。

———毛泽东读《南史·袁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1 页）。

【品读精华解析】袁颉（？~466 年） 字景章，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袁顗出身于世家大族，早年曾任豫州主簿、晋陵太守、领军前将军等职。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景和元年（465 年），袁顗被提升为吏部尚书，不久改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袁顗见前废帝荒淫暴戾，政权不稳，便与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邓琬等人联络，于景和元年冬奉年仅10 岁的晋安王刘子勋为盟主，举兵反叛这时，湘东王刘或也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前废帝，自立为帝。是为宋明帝。

袁顗与邓琬等人不愿承认宋明帝，拥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称帝，建年号为“义嘉”，与宋明帝对抗。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徐州刺史薛安都、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湘州行事何文惠、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豫州刺史殷琰、司州刺史庞孟纠等人也都加入了刘子勋集团。

袁顗被刘子勋任命为安北将军、尚书左仆射，是刘子勋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然而，袁顗却为人吝啬、志大才疏。《南史·彭顗传》记载：彭顗“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义而己，不能抚接诸将。因而尽管刘子勋集团表面上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却因袁顗等人的无能，导致众人离心离德，所以并没有能真正形成战斗力。宋明帝泰始二年（466 年），宋明帝仅用了8 个月的时间便消灭了刘子勋集团。袁顗所部未经一战，将士便纷纷溃散而去。袁顗本人也被部下砍了头。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反面的教训也十分留意，因而袁顗的所作所为也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的批注大概是指袁顗不善进谏。及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多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使之然。这不仅是对袁顗个人的评价，也是对刘子勋集团失败原因的总结。

袁粲父子令人钦佩

【品读原文】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南史·袁粲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2 页）。

【品读精华解析】袁粲（420耀478 年） 字景倩，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袁顗的堂弟。袁粲虽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衰，早年日子过得很苦。袁粲从小好学上进，常常裹着破衣服读书，足不出户。

宋文帝时，袁粲做了扬州从事，开始步入仕途。到宋明帝初年，袁粲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其后，历任领军将军、中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宋明帝临死时，特意委托袁粲与褚彦回、刘昱共同辅佐太子刘昱。刘昱即位后，是为后废帝。

后废帝元徽二年（474 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造反，杜黑蠡、丁文豪等人起兵响应，攻入建康。这时，因指挥混乱，宋军将士都丧失了斗志。袁粲见形势危急，便慷慨激昂地对宋军将领说：“寇贼已经逼近，而大家却惊慌失措。我受先帝的顾托，原本就该以死相报。今日我愿与褚彦回护军一道为国家而死！”宋将陈显达等人受到感动，冒死出战，终于击败了杜黑蠡、丁文豪等人，使建康形势转危为安。

宋顺帝刘准即位后，袁粲担任了中书监，同时仍担任司徒、侍中。这时，官居司空、骠骑大将军的萧道成已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加紧了篡夺刘宋政权的政变准备。宋顺帝升明元年十二月（478年1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从江陵起兵，进攻建康，想要消灭萧道成。衰粲为了不使刘宋政权落到萧道成之手，便与尚书令刘秉、前湘州刺史王蕴等人一道，假传皇太后旨意，命令宋将白兴、黄回等人率领禁卫军进攻萧道成。但由于萧道成早有防范，袁粲等人组织的进攻遭到了失败。萧道成派部将戴僧静领兵前去杀害袁粲。袁粲被抓后，临死前他要写一道绝命书。他的儿子彭最抱着他，大叫：“请让我先写。”戴僧静的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袁粲对儿子说：“我不失忠臣你不失孝子。”他要来笔墨，写下一道绝命书：“臣义奉大宋，策名两毕今便魂归坟垅，永就山丘。”父子两人同时被戴僧静杀害。

毛泽东对袁粲的气节感到钦佩，于是在《南史·袁粲传》后，批注道“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南史·袁粲传》的批注表达出对袁粲的气节的钦佩。

评判臧质应一分为二

【品读原文】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毛泽东读《南史·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188页）。

【品读精华解析】刘宋时期的名将臧质，是毛泽东比较感兴趣的一位人物。他在《南史·臧质传》上批注道：“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可见，他对臧质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

李延寿在《南史》卷十八的“论”中说：“含文（臧质的字） 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毛泽东不同意李延寿的这个观点，而是对臧质的不幸感到惋惜。他在记述梁山之战部分批注道：“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但毛泽东在前面“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这句话曾用红笔画上了着重线，并批注有“此是妄想”四个宇。这说明，毛泽东对臧质的为人还是有批评的。对臧质这位“豪杰之士”一生的评价，应该说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在褒中有贬。

仅次于韦睿裴邃的良将曹景宗

【品读原文】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 页）。

【品读原文】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朗亦用此等人。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张贻玖： 《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

【品读精华解析】曹景宗作战，敢于打硬仗，也善于打硬仗。钟离之战中，曹景宗与韦睿先逼进屯邵阳洲，抵近魏军城寨百余步建起堡垒，并与魏军连续交战，“杀伤者十之二三”，打出了军威，使魏军从此不敢再小看梁军。接着，曹景宗又招募一千余名勇士，再次推进到北魏骁将杨大眼的城寨南数里的地方筑城，并亲自参加筑城。杨大眼来攻，被曹景宗击败，从而建起了这座“赵草城”。第二年三月，趁春水泛起，淮水暴涨六七尺的有利时机，曹景宗与韦睿分两路，根据梁武帝的诏令，各攻一桥，用火攻的战术，将魏军架在淮水上的两座浮桥首先烧掉，把东西两岸的魏军分隔开来接着，与韦睿共同作战，命令“众军复鼓噪，乱登诸城”。毛泽东读到此处对曹景宗的勇猛剽悍战斗作风十分赞赏，不禁批注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曹景宗也颇有文才。钟离之战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为曹景宗举行庆功宴会，叫左仆射沈约赋韵，让大家饮酒赋诗。沈约是当时的文豪，认为曹景宗只是一介武夫，便没有给曹景宗诗韵。曹景宗非常生气，乘着酒醉，便向梁武帝再三要求赋诗。梁武帝只好让沈约把剩下的“竞”、“病”两韵给了他曹景宗提起笔，很快便写出了一首好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霍去病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曹景宗在这里用霍去病作比，不仅显得很有气势，而且也极为贴切。梁武帝赞叹不已，沈约和许多颇有才华的大臣也很惊讶。结果，梁武帝还下令将曹景宗的这首诗录入国史。毛泽东对曹景宗的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他的文采颇为赏识。在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善于学习，还特意将曹景宗的这段佚事来作号召，说：“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云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曹景宗与韦睿近乎完人的“劳谦君子”的形象迥然不同，他身上有着许多令人不能接受的毛病。曹景宗为人争强好胜，除韦睿，他谁都瞧不上。然而，曹景宗为人不拘小节，对标志着权贵和地位的那些繁文缛节和虚伪的排场，极为厌恶。《南史·曹景宗传》记载：“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助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杨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闲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毛泽东为人也十分慷慨豪迈，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让自己的性格受到束缚。因而，《南史·曹景宗传》所载的这段曹景宗的自白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令他非常感兴趣。他不仅在“作贵人，动转不得”等处逐字密密加了旁圈，还在这段记载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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