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是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再度崛起的时期。北宋先后与辽夏对峙而终亡于金，南宋先后与夏、金、蒙古并立而终亡于元因此，毛泽东读《宋史》，很注意研究两宋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问题，同时也注意查证历史记载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对宋朝时期的许多文人书籍也进行了多次批注。这些，对我们读宋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赵匡胤“黄袍加身”不实

【品读原文】……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土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摘自芦荻：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光明日报》1993 年12 月20 日）。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他还分几个方面说明了二十四史为什么会假，并举了例子，其中之一是：

……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持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赵匡胤篡周一事，史称“陈桥兵变”。关于这一事件，各种官修史书的记载如下。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960）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指赵匡胤）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于是，周恭帝下诏禅位。

《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春正月甲辰（周恭帝） 逊于位，宋兴。”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载：“（显德）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瑰按剑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哺，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兖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

这些记载，文字上固然有出入，但都将赵匡胤龙袍加身说成是被迫的而实际上，“陈桥兵变”显然是赵匡胤和赵匡义蓄意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续资治通鉴》卷一的《考异》称：“据《辽史·穆宗记》，应历十年（960年）正月无用兵事。又， 《辽史·萧思温传》云：周师陷易、瀛、莫等州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是年闻周丧，燕民始安。以事势度之，显德六年（959 年），周师取三关，辽人败衄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辽史》不载此事，得其实矣。”这说明，本来就没有所谓“北汉结契丹入寇”之事。即使镇、定二州确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报告，也是有意导演出来的。

拥兵将领凭借武力劫夺政权，这种事情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陈桥兵变”则是这种劫夺的重演。对于发生这种事情，周世宗并非全无防备。

当时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立有军功，所掌握的殿前诸班是最精锐的禁军。由于有传言说“点检作天子”，周世宗削去张永德军职，改任他为宰相，以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然而在那个时代，无论谁掌握了军权，都可能成为篡夺者。张永德靠不住，赵匡胤同样靠不住。周世宗可能想不到，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死后过了半年，新换的殿前都点检还是做了皇帝。

“陈桥兵变”发生后，后周官僚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试图反抗，被镇压了，如《宋史》卷，《太祖本纪》中提到的副都指挥使韩通知道此事后，慌忙往家中赶，准备率众抵抗。结果赵匡胤的部下王彦升骑马赶至其家，将韩通及其妻子一道杀死。有的官僚对此事表示痛心疾首。如宰相范质，退朝后知道发生了兵变，抓着另一个宰相王溥的手说：“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几乎抓出血。虽然范质和其他大多数官僚一样，最后都投靠了赵匡胤，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出于无奈，根本不是因为赵匡胤称帝一事“应天顺人”。

毛泽东读《宋史》时，对赵匡胤还作过另一个批语：“说不杀士大夫，伪也。”赵匡胤曾说过“誓不杀士大夫”。然而在《宋史·太祖本纪》里，却记有不少杀士大夫的实例。如乾德四年（966 年）五月甲戌，“光禄少卿郭圮坐赃弃市”。八月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毛泽东的批语，揭穿了赵匡胤言行不一的真面目。

毛泽东之所以讲陈桥兵变的故事，并将它与二十四吏中对它的记载相比较，就在于要人们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宋太宗德才不备

【品读原文】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毛泽东读《宋史·太宗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278耀279 页）。

【品读精华解析】宋太祖开宝九年（976 年），赵匡胤死，其弟赵匡义（又名赵光义、赵炅，即宋太宗）即位。毛泽东对赵匡义的评价，比对赵匡胤还低。将毛泽东的有关批语归纳起来，就是：赵匡义无德无能。

关于赵匡义的无德，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涉及两件事：其一是赵匡胤之死，其二是赵匡义立太子后暴露出来的小人心理。

赵匡胤之死是一桩历史公案。《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皆未提赵匡胤的死因。从历史记载的惯例讲，这也就意味着赵匡胤的死是一种自然死亡。北宋熙宁年间（1068耀1077 年） 出现的一部杂记类著作《湘山野录》其中有“烛影斧声”之说，赵匡胤是被赵匡义杀死的。南宋初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采用了这一说法。宋代以后，有人认为《湘山野录》的记载不足凭信，有人则认为不可信的是《宋史》的记载，因为它经过了史臣的粉饰加工。到底哪种说法更可靠，迄今尚无定论。

赵匡胤是否为赵匡义杀死？第一，官修史书不会记录下是赵匡义所杀史官因为君王讳，不能记；而发生在宫廷内部的事情，民间又无从了解其真相。第二，总的来看，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可靠性绝对不低于《宋史》但是《湘山野录》一书的记载，就不一定可靠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据《湘山野录》编纂历史，其可靠性自然也会因此而打折扣。因此，对于赵匡胤是不是被赵匡义杀死这个问题，在没有发现新的权威材料之前，便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毛泽东读《宋史·太祖本纪》，在有关赵匡胤之死的文字下批道：“不书病，年五十。”

在《宋史·太宗本纪》的赞语旁又批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从这两条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显然是相信“烛影斧声”之说的。

赵匡义的小人心理，在《宋史纪事本末·至道建储》中有一段很形象的文字。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至道元年（995 年） 八月，赵匡义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由于将近百年没见过立太子仪式了，京城的老百姓对重新举行这种仪式非常高兴，称新立的太子为“少年天子”。赵匡义听到这种称呼后很不高兴，把寇准叫来，对他说：老百姓都倾向于太子，我怎么办？寇准向他祝贺说：这是国家的福气啊！赵匡义这才高兴起来。连自己的儿子受到臣民拥戴都心怀嫉妒和不满，赵匡义的心胸之狭窄也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读书至此，批道：“赵匡义小人之言。”

关于赵匡义的能力， 《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的赞语称，赵匡义“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称赞他的功德“炳焕史牒”。毛泽东对这种溢美之辞不以为然，批道：“但无能。”“幽州之败”。

所谓“幽州之败”，指的是北宋初年宋朝在对辽作战中的两次失败。第一次失败发生在979年。这年，宋军平定了占有今山西太原及附近地区的北汉，随后乘胜伐辽，试图一举收复五代时被辽占领的燕云之地。宋太宗率兵长驱直入辽国的南京（今北京市），屡攻不能下。宋军当初攻太原，用了几个月时间，已经疲惫，此时又攻南京，更加懈怠。辽将耶律休哥引大军来，先是在具有决定性的高梁河（今北京东）一战中大败宋军，之后又一路追击，宋太宗坐着驴车狼狈逃走，宋军兵仗、辎重皆被辽军俘获。

宋军在高梁河战败一事， 《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中虽然也有记载，但从中看不出赵匡义大败逃走的狼狈相。而毛泽东在读《宋史》这一段文字时，则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雍熙三年（986 年），在经过几年的准备后，赵匡义再度发兵伐辽。此次兵分三路，一路由曹彬、米信率领，为主力，号称10 万；一路由田重进率领；一路由潘美、杨业率领。而辽朝一方则兵分两路，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对抗曹彬等，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等，辽承天后、辽圣宗则亲领大兵相机增援。

同979 年一样，此次战争一开始，宋军进展亦很顺利，三路大军皆收复了一些州县，但是随着战线拉长，宋军的弱点也暴露出来：劳师远来，粮运不继，机动性差。辽朝名将耶律休哥针对宋军的弱点大做文章，他不与宋军力战，而是千方百计拖垮宋军，切断宋军的粮道。面对辽军的这种战术，曹彬虽然占领了涿州（今河北涿县），十几天后却因粮尽而不得不退守雄州（今河北雄县）。后来，当曹彬所部想再攻涿州时，耶律休哥仍然采用老战术，使宋军始终处于缺粮缺水，被动挨打的境地，疲于应付。宋军且行且战，好不容易靠近了涿州，军粮已尽，不得不又一次后撤。耶律休哥抓住这个机会，率军大举反攻，大败宋军。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弃甲仗如山。此后宋军全线撤退，辽军取得了对宋作战的全面胜利。宋朝的此次北伐也就这样结束了。雍熙三年后，宋朝在军事上对辽基本处于守势。

毛泽东读《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针对宋朝雍熙三年伐辽的文字批道：“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同批评赵匡义“不知兵”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对契丹人采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术，颇为赞赏。契丹人的这种战术，同毛泽东指导革命战争时运用的战略战术，有相似之处。毛泽东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就是“诱敌”后“待机灭敌”的策略。可见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时作的批语，不仅仅是一种读书心得，其实也是他本人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认为，诱敌深入是克敌制胜的基本战略战术原则之一。1965 年月11 日，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汇报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法问题时毛泽东谈到：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釆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刘邦也是几次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宋高宗才是投降派的首脑

【品读原文】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

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见舒湮： 《1957 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载《文汇月刊》1986年第9 期）。

【品读原文】……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见芦荻： 《毛泽东二十四史》，载《光明日报》1993 年12 月20日）。

【品读精华解析】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 年），金朝军队攻破北宋都城汴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灭亡。岳飞《满江红》词中“靖康耻”

句，指的便是这件事。同年五月，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南逃至今河南商丘（时称“南京”）称帝（即宋高宗），重建宋王朝，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

宋高宗上台后，面对金兵的不断入侵，执行消极杭战、积极投降的对金政策。南宋初年的历史，呈现出抗战———投降———再抗战———再投降的过程。也就是说，当金朝的进攻威胁到南宋的统治时，宋高宗不得不任用抗战将领抵抗敌兵；当抗敌获胜，宋高宗就又信用主张投降的官僚屈膝求和；南金兵再度南侵，宋高宗被迫再次起用抗战将领；抗战获胜，宋高宗就又在胜利形势下向金求降。

对于南宋初年执行主和投降政策，后人通常将责任归之于秦桧，并把对投降卖国者的义愤，集中在他的身上。然而，毛泽东读史，却发现南宋主和投降的决策人物并非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据舒湮回忆，毛泽东1957 年曾说过：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晚年，在指出“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时，又讲到这个问题：……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毛泽东提到的文徵明，是明代著名的文人，曾做《满江红·拂拭残碑》一首：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波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该词是文徵明看到宋高宗褒奖岳飞的手诏石刻后写的，是关于岳飞冤死的有名翻案文字。文徵明通过这首词表达的意思是：议和与杀岳飞两事，都与宋高宗贪恋帝位有关，而区区秦桧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投宋高宗贪恋帝位之“欲”而已。

《宋史·秦桧传》中的“反映”，应当是指《秦桧传》中关于主和投降决策过程的记载。绍兴八年（1138 年） 十月，秦桧私下对宋高宗讲，大臣们怕担责任，两头讨好，同他们不能够商定大事，如果陛下决心讲和，请只和我一个人商量，不许其他人参与。宋高宗当时就表示同意，但秦桧请他考虑三天再作决定。三天后，宋高宗求和的决心更加迫切，然而秦桧认为还不够，请他“再思三日”。又过了三天，秦桧确知宋高宗决心要讲和，于是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议和书。由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主和是宋高宗经过较长时间考虑后作出的决策，秦桧虽然也力主求和，但作出决策的却不是他。

除了《秦桧传》， 《宋史》中还有一些可以证明毛泽东论断的文字。如《宋史》卷三十一《高宗本纪八》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 年） 三月，宋高宗在诏书中说；“议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这个诏书，是针对秦桧死后兴起的反投降浪潮颁布的。可见，赵构自己都承认，议和是他的主张，秦桧不过是一个辅助者和执行者而已。

结合南宋初年宋、金之间议和与交战的实际进展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宋高宗在主和投降中起主要作用的论断。

南宋建立之时，宋王朝对北方的统治尚未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金朝在军事上虽然处于优势地位，但宋军和人民自发组织的义军，仍在北方广大地区内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南宋朝廷将各种抗金力量组织起来，坚持抗战，阻挡住金兵的进攻，守住以汴京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并非全然不可能。然而，宋高宗等人此时已经被金兵的频频进攻吓坏了，他们无意留在北方抗战，只想逃往东南，偏安一隅。因此，尽管主张抗金的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都在西北，应暂迁襄、邓，待两河部署就绪，重回东京，宗泽也上书劝宋高宗“勿听奸邪”，应作回汴的决策，宋高宗一伙仍然于建炎元年（1127 年） 冬不顾后果地逃往扬州。

宋朝廷南逃，等于向敌人表示决意放弃中原。金朝得知这一消息后，发动了一连串进攻。建炎元年底，金朝兵分三路南侵。建炎二年（1128 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建炎三年（1129 年） 初，宋高宗从扬州逃到镇江，又逃到杭州。同年五月，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在此期间，宋高宗曾派使向金求和，金朝不许。八月，宋高宗派使再次向金求和，在求和书中无耻地说，现在我方既无力量防守，也没地方可逃只有求你们可怜宽恕了。我们愿意做大金的属国，大金国又何必一定要兴兵呢！但金朝不理宋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宋高宗在金兵的追击下，从建康逃到镇江，随后又逃到常州、杭州、越州、明州、定海，最后乘船入海，逃到温州避难。

金兵退走后，宋高宗一伙苟安江南的意图暴露得更加明显。绍兴二年（1132 年）正月，宋高宗返回杭州（已改名为“临安府”），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宋高宗这样做，意味着他已将临安视为都城，不想再收复中原了。

再说秦桧。北宋末年，金兵攻下东京（今开封），时为御史中丞的秦桧同宋徽宗、宋钦宗一起被掳走。建炎四年（1130 年） 底，他从金朝来到临安，自称是逃回，其实是金朝为实行“以和议佐攻战”政策，有意放他回来的。秦桧回来后，拟了一封同金朝议和的文书，进呈宋高宗，并自称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宋高宗此时正有意求和投降，看了这份议和文书后，对秦桧大为赏识，立刻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他为参知政事。次年八月，秦桧受命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遭到南宋许多大臣的反对，连宋高宗也不满，问：我是北方人，该到哪里去。为此，秦桧任右相一年后被罢免。

秦桧虽然被罢相，南宋的主和投降政策却并未结束，宋金之间为议和而进行的接触仍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