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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逍道：“就算是在最为鼎盛的大唐王朝，侠者也没有一直过上好日子，他们的地位也是随着国运的变化而变化啊。每每遇到乱世，侠士们也无法像平常那样任侠使气，只能随波逐流。”
独孤信道：“其实唐人所写的传奇《谢小娥传》中的情节就隐约透出了这种情况：‘小娥，姓谢氏，估客女也……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小娥父畜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当时就有人据此认为，那时候的侠与商业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侠在物质利益上或仰商资给，或劫商自济；商人有时也需要倚仗游侠保护自己。”
杨逍道：“照这么说，侠的历史命运其实并不好，他们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鲜。”
独孤信道：“自诞生以来，侠的历史命运一直不怎么好，一产生就与当时居于显学地位的儒、法两家相悖。法家强调吏治，以法为天，反对‘行剑攻杀’、‘活贼匿奸’，韩非大声疾呼人主废儒侠，‘邑斗之勇无赦罪’。儒家主张仁政，讲究‘攻心’、‘化性’。汉以后，奉儒学为正宗。自然对以‘习武’、‘犯禁’为特征的侠客诉诸暴力，但是由于两点原因任侠并未因此而泯灭。第一个原因是侠的道义中蕴涵着与儒家其些思想道德相吻合的东西，如勇、信、义的思想。当然，儒家所讲的‘义’是合乎仁政思想的义，所讲的“勇”是在“礼”节制下的勇，‘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与侠客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勇有一定区别。在儒家看来，侠客就是有勇无礼、有勇无仁者。因此班固才有“惜乎不入于道德”之叹。再如侠客重言信行果，孔子则把“信”视为天下有道的标志之一。儒家治国，尤其重然诺必信。又如有恩必酬、有仇必报是侠客行事的普遍原则，而在儒家道德规范中，也包含着亲仇不共戴天的原则。正因为儒家道德规范与侠客所追求的道义在某些方面相吻合，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侠客生存的道德保护伞。第二，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侠客所奉行的‘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信条，很容易被统治阶层的人物利用。暗杀，往往是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白热化，而又无法诉诸军事斗争时最理想、最简便的手段，汉景帝时梁孝王遣客刺杀袁盎，唐代李师道遣客刺杀宰相武元衡，都是采用这种手段。所以不仅汉、唐皇亲国戚、朝臣边将盛行宦养‘侠士’、‘刺客’，就是离现在不远的前朝，许多权贵豪门亦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对于处在卑微境地的广大人民来说，惩恶扬善、扶弱济贫、急难死义的侠客，往往成为除了圣明天子和清官廉吏之外，能够解民于倒悬的唯一希望，因而他们对侠客异常崇敬。侠客之于商贾，既是灾星，又是救星，这种关系的转换来自侠客与商贾对立统一的特性。侠客一道，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员来说，‘可以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李景星《四史评论》）。所以自侠产生以来，其行虽‘不轨于正义’、‘不入乎道德’，但在上下几千年的历史中却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侠客能够长存不灭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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