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将桓温比作王敦。按说王敦在身份上可比刘琨显贵多了，他是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东晋开国大司马王导的从兄，东晋皇帝封他为汉安侯，掌管长江中上游的全部兵马，当时权倾朝野，无人能出其右。然而桓温对这种类比却‘意甚不平’，他的心里那是非常不高兴。因为他所欣赏的是刘琨那样的真英雄。有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桓温北伐时，遇到一个曾跟随过刘琨的歌伎，她对桓温说：‘公甚似刘司空’。你长得非常像我们那刘琨老爷。桓温听后感觉很是受用、舒坦。于是进屋好好收拾了一下自己的装束，在镜子前看了又看。回头再让那歌伎看，准备等着那歌伎好一顿的夸他。不想那歌伎却并没有像桓温预想的那么说：‘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合着哪哪都长的都不像。桓温这一下子很受刺激，帽子一甩，衣服一扔，‘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唯一最有力的证据，是桓温自己说过的一句后世传为经典的话，那就是‘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成为桓温想篡位的佐证。然而，单凭这句话，就说桓温蓄意谋反，也太过武断了。不知道桓温说的这句话惹着谁了，这不过是桓温对自己人生的一种规划而已。虽说话说得有些偏激，表现的大起大落，那也只不过是太想出人头地的一种锋芒毕露。与曹操那句以讹传讹的‘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相比差远了。况且他说这话也没有对不起谁，只是在和自己较劲而已。就像现在一些立志博取功名的读书人，临走前对父母说，混不出个人样，俺就不会来了。成色上差不了很多。况且桓温此话的重点，应该是在‘流芳百世’上，而不是人们所注意的‘遗臭万年’。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流芳百世’，桓温绝不会选择‘遗臭万年’。也就是说，后者是为了强调前者的，并不是桓温要实现的终极目标。即便‘遗臭万年’是侧重点，是不是就说明桓温想篡位呢?也很难说。真想篡位的人，谁会把那些对自己不利，容易落人口实的话挂在嘴边呢？刘裕倒是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最后代晋建宋。两相对比，此话只能说明桓温有很重的功利之心，说明不了别的。功利心谁没有呢？最起码当时东晋朝中的大臣们谁都有，否则为什么他们不像陶渊明那样，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最重要的，是桓温毕竟没有形成篡位的事实。退一万步讲，他最多也只能叫有篡位嫌疑的人。桓温那句话不但不能成为其篡逆的证据，反而让我们看到其可敬的一面：那种豪气干云的血性。其实，桓温也的确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豪爽有风概’，感性多于理性。桓温自小便血气方刚，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苏俊作乱时，桓温的父亲桓彝被叛军杀害，桓温‘枕戈泣血，志在复仇’，最后终于手刃仇人之子。那时他刚刚十八岁。桓温的血性，还充分体现在他的感性上。桓温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而且非常重孝道。桓温的母亲病死，他‘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在那个时候，请求辞职给母亲送葬，是典型的孝子行为。桓温主动申请辞职，也充分说明他的权力欲望并不是很强。桓温第一次北伐，走到自己做琅琊太守时的故地，看到以前亲手种的柳树‘皆已十围’，不禁感慨顿生，说‘木犹如此，人何以’!于是折下树枝把玩，‘泫然流涕’。其性情可见一斑。桓温不但孝，而且忠。打败姚襄，进入金墉城后，桓温‘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其对晋室的衷心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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