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用利益维系；不是所有的成功，都要践踏底线完成。即便他喊出‘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年’的豪言壮语，也终究没有走上司马懿、司马昭的老路。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在于做事有没有底线。或许，这也正是‘魏晋风度’最美的一刻，也是桓温一生之中，最绚丽的人性绽放。”

石猛道：“桓温在胸襟气度上还是有的，起码他能不计谢家排挤的前嫌重用谢安。让谢安‘东山再起’，但却错失了另一个超级猛人——王猛，起初北伐时王猛是主动来投的，但是王猛与桓温见面一谈，发现他与桓温完全不是一路人，所谓的‘北伐’只是个虚张声势而已。王猛一气之下投了北方前秦的苻坚，成就了统一北方的雄图霸业。桓温临死之前还要上表加九锡，天天做他的权力大梦，又不能反，也真够憋屈的。”

对于石猛的观点，独孤信却不以为然，显然，他则有着自己的看法：“桓温有他自己的风骨，还真不一定是权力的奴隶，他很务实，很有功利心，可以说他是那时候清谈风尚下特立独行的边缘人。清谈的前身是汉末的清议，但是有一个‘由儒入玄’的嬗变过程，在后来，清谈的原理是玄学的内容。在经过曹魏、西晋两代之后，虽有陶侃、王羲之等人极力反对清谈，然而由来已久的清谈之风仍盛行于偏安一隅的东晋朝野。如《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记载：‘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条，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从自救。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显然，像谢安这样的名士，仍未意识到清谈的危害。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一句‘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耶？’可谓是他最真实的心声。桓温渴慕的是司马昭、司马师兄弟那样的人物。他曾发出这样的一句感叹：‘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其一生戎马倥偬，历经多次战争，正显示了其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东晋朝野尚清谈、废事功的大风气下，桓温不仅没有随波逐流，反而丝毫不留情面的批评当时的清谈做派。《世说新语·轻诋》记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桓温以沉痛的语气抒发对国土沦丧、满目疮痍的伤痛，更对所谓的风流名士表示鄙夷与厌恶，至少要求对其历史罪责进行问责。桓温是那个时代重实务的人，他渴望建功立业，这种强烈的功名意识在《世说新语》中还有很多间接的描写，如《世说新语·豪爽》载：桓公读高士传，至於凌仲子（陈仲子，生活简朴清廉的齐国隐士），便掷去曰：‘谁能作此溪刻自处！’直接否定了於凌仲子的隐士行为，他向往的是管仲一类的人物，曾言‘仁称不异，宁为管仲’。在他的军事生涯中，曾克定西蜀，北伐前秦、前燕，一度收复旧京洛阳，用实际行动表达其一匡天下的决心。《世说新语》中的桓温不再只是人们刻板印象中一心谋篡、探求九锡、心机深沉的朝臣，他也具有风采卓然、气度爽朗的一面，魏晋风度有他独特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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