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纳的尾灯在柳河乡的土路上缩成个小红点时。

李建国正站在乡政府门口的老榆树下抽烟。

烟卷烧到了指尖，他才猛地回神，把烟蒂往鞋底摁灭。

十月的风卷着河滩的沙砾，刮得脸生疼，像在提醒他——刚才梁金涛离开时，眼里的那点光亮，是他这大半年来，在柳河乡见过最鲜活的东西。

“李乡长，食堂还留着洋芋面条子。”

传达室的老王探出头，手里的搪瓷缸冒着白汽。

李建国“嗯”了一声，往食堂走。

水泥地上的裂缝里嵌着沙，是前几天下雨时从河滩冲来的。

食堂的大铁锅锅盖半掩着，剩下的甜洋芋面条子结了层薄皮。

他盛了半碗，撒了一点点盐，就着凉拌菜开始吃。

面条里面的洋芋条有点硬，嚼起来像在啃去年的包谷芯。

这晚饭像极了他现在的日子——看着是热乎的，咽下去却总带着点涩。

三个月前刚接到调令时，他可不是这样。

那会儿他在沿海县城的镇政府当文书，每天看着集装箱卡车从国道上呼啸而过，码头的吊臂昼夜不停地转。

叔叔从千里之外的家乡打来长途电话，通话的内容简单扼要：“回柳河当副乡长，主抓经济”。

当时的他，漫卷诗书喜欲狂，连夜收拾了行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帆布包里装着从沿海带回来的《经济时报》，上面的“市场经济”“承包经营”字眼被他圈了又圈。

他以为自己是来乘风破浪的。

第一次在柳河乡班子会上发言，他掏出准备了三晚的稿子，说要“盘活乡属企业，带动农户增收”。

坐在主位的乡长端着搪瓷缸笑：“建国啊，柳河乡就一个药酒厂，还是个要饭的摊子。你能让它不欠工人工资，就谢天谢地了。”

当时他还不服气。

第二天就骑着乡政府的二八大杠去了药酒厂。

厂房的铁门锈得掉了漆，推的时候“吱呀”响，像在哭。

车间里的发酵罐蒙着灰，角落里堆着没卖出去的药酒，纸箱潮得能拧出水。

副厂长搓着手说“上个月工资还没发”，工人蹲在墙角抽烟，见了他连眼皮都懒得抬。

他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突然想起沿海的罐头厂——流水线“哒哒”地转，工人戴着白帽快手打包，货车在门口排着队等装货。

那时候他觉得，经济就该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可在这里，连空气都是凉的。

“李乡长，这月的经济报表还填不填？”

会计抱着账本走进食堂，打断了他的思绪。

李建国把粥碗推远：“填。就写‘药酒厂正常生产，暂无新增产值’。”

会计叹了口气，小心翼翼问道：“西街的老杨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磨剪刀菜刀挣了二十块，孟家老太太赶集卖鸡蛋挣了五块，要不要加上去？”

李建国没说话。

这大半年，他的经济报表就靠这些零碎撑着。

有时候他看着报表上的“副业收入二十七元”，真想把笔摔了。

他在沿海见的老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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