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队的司警快步走上前，直接掏出证件在男人眼前亮了一下。

“我们是司法警察局的。你现在涉嫌创立及领导犯罪集团、不法经营跨境娱乐以及清洗米等多项重罪，请立刻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队警官面无表情地念出逮捕令上的内容。

男人原本还带着几分傲气的脸色瞬间僵住，刚刚迈出车箱的右腿硬生生停在了半空中。

“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的律师谈，我现在还有个很重要的会要开。”这位娱乐大亨强行压下心头的慌乱，试图伸手去拉车门。

“律师已经在局里等着了，这次是内地直接下达的批捕令，走吧。”两名便衣警员果断上前一步，一左一右死死按住了目标的肩膀。

男人看着周围那些闪烁的警灯，最终只能颓然地放弃抵抗，任由手铐锁在手腕上。

华合通的会议室里，会还在继续开。

“这时代的滚滚红尘，谁也别想独善其身。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凭着胆子大或者命够硬，自以为成了这天下的弄潮儿。在那个高度，满眼都是泼天的富贵和权欲，可稍微一晃神，底下就是万丈深渊。其实未来的路怎么走，翻翻旧书堆里的那些兴衰往事就全明白了。

现在的人，要么是被眼前的虚假繁荣冲昏了头，要么就是看透了底牌，在那儿左右为难。就拿冯总刚才说的改变银行这事儿来讲。你吐槽有人在银行与客户之间架桥收费，觉得这种中间商该死。

但如果真学了某宝那种电商模式，彻底把中间那层给捅破了，那全行业的内卷价格战瞬间就会烧起来。到时候，不管是搞金融的还是搞实体的，大家为了抢那点可怜的存量，只能互相放血。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搞法，最后只会让整个生态都烂掉……”汪同继续指点江山。

“汪总，这国人有个习惯，看什么行业来钱快，就一股脑扎进什么行业。改革以后年大家伙都去经商，那是看中了钞票进账的速度。可这些生意人弄到最后，悲哀地发现自己辛苦攒下的那点钞票，在权力面前其实屁都不是。

于是这帮人又想方设法去选这个代表、当那个委员，拼了命想往那个圈子里蹭。这社会结构要是从根子上不改，哪怕把商人和农民的身份对换，结局也没什么两样。我看过网上有人点评过一些事，说得挺透彻，结果转头就被某些领导扣了个刁民的帽子。其实剥开那层皮看，这几千年来的阶级就没打破过。也就是说，尽管阶级名称排序变了，但权力分配资源的核心逻辑没变。”陈熙叹了口气。

“陈总，你这话就偏激了，典型的西方二元论思维，总想着把事情非黑即白地对立起来。你口中所谓的权力分配资源，在咱们的语境里，那叫宏观调控与社会责任的统一。你要明白，纯粹的资本逻辑是逐利的，是冷酷的，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力量去平衡，去给那些弱势群体兜底，那这个社会才真的会变成你说的那种放血的修罗场。

至于你说的那些身份对换、阶级逻辑，那是把复杂的社会治理简单化了。咱们现在的体系，追求的是社会各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商、是农，还是你口中的士，大家都在这个大框架里各司其职。那个被你称为刁民的点评，恐怕也是因为只看到了局部的摩擦，却没看到整体的协调。

陈总，看问题要看大势，要看这几十年咱们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不是钻进那些旧纸堆里找所谓的轮回。”汪同重新掌握了话语的制高点。

他这番话虽然没有直接反驳陈熙关于权力的定性，却通过社会责任和宏观调控这两个概念，完美地将权力行使正义化了，顺便给陈熙扣上了一个看问题不全面的小帽子。

“汪总这顶宏观调控的帽子扣得确实严丝合缝，理论上挑不出半点毛病。但理论和落地之间，中间差着无数个执行的人。您说为了给弱势群体兜底，这初衷没人会反驳，可一旦这套体系运转起来，去具体分配资源的人真的全都是无私的圣人吗？实际上，这套兜底的网织得越密，规矩定得越细，底下做事的人就越得围着规矩转，而不是围着市场转。

资本逐利的确冷酷，可明刀明枪在场上拼杀，输赢全算在自己头上。一旦有了更高维度的力量下场干预，就容易变成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很多时候所谓的协调和平衡，到头来演变成了复杂的审批和无意义的内耗。大家为了在这个大框架里活下去，把大把的精力和财富都消耗在了讨好规则上。

这种看不见的摩擦成本，早就把本该用于生产的活力给抽干了。如果追求最大公约数的代价，是让真正干实事的人处处碰壁，让那些只负责盖章的人高高在上，那这种调控兜住的到底是底层的饭碗，还是那张用来稳固自身权力的网？汪总，这可不是什么西方理论，这是一本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账本。

退一万步讲，就算那些盖章的人初衷挑不出毛病，但现在那只看得见的手确实伸得太长了。该管的底线它要管，不该管的微操它也要大包大揽。这就好比一辆高速狂奔的重卡，方向盘和油门全握在一个人手里，旁边连个能踩一脚副刹车的人都没有。这种没有任何边界和制衡的绝对掌控，表面上看是效率，骨子里却是个随时会引爆的火药桶。一旦做出了误判，整个车上的人连自救的机会都没有，这对咱们这个大盘子来说，绝对算不上什么好事。”陈熙笑了笑。

“冯总，你以前的理想是什么？”汪同没有接重卡的话茬，转过头看向坐在旁边的冯运。

“当老师。”冯运靠在椅背上回了一句。

“最初的那个呢？或者说这一路走过来的全貌。”汪同拿起桌上的签字笔。

“最早想当个翻译社社长混口饭吃，后来生意做大了，就想着做个颠覆行业的商业教父，不过真到了最后，还是觉得当个老师最安稳。”冯运想了想回答道。

汪同点点头，又把目光投向对面：“那陈总呢？”

“最初想做侦探，后来想当警察，现在做了商人，可能未来会去选择写书吧。”陈熙端起水，轻轻抿了一口。

“这就对了，你们的理想各不相同，而且每个阶段的想法都在变。如果我今天去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成年人，问他为什么削尖了脑袋想考进体制内去当那个盖章的人。他大概率会告诉你，因为福利待遇好、工作安稳，至于想要握点权力的心思，大家心照不宣也就不提了。但如果你去问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他肯定会挺起胸膛告诉你，长大了要为群众服务。”

会议室里安静了下来，只剩下空调运作的微弱声响。

“陈总，这就回答了你刚才那个重卡的问题。这体系里的每一个人，最初也都是那个喊着为群众服务的孩子。只是在滚滚红尘里摸爬滚打久了，生存的压力和对利益的渴望，把人变得越来越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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